徽州古道—新岭古道(休婺五岭古道新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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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岭古道》一文发出后，读者俞红林、“横江岸边”、“千里马”等人提供了诸多史料或典故，为保持文章完整性，现补充修改后重新推出，以飨读者。（本文4900字敬请收阅）

“把什么事都做到极致”大概是我这辈子都改不了的秉性。几年前，“空巢”后闲来无事，随同事走走古道，顺便记点文字自娱自乐，虽文字生涩粗糙，竟也一发不可收，将徽州古道的前世今生琢磨得八九不离十。三月底，《黄山日报》组织部分副刊作者前往休宁县山斗乡踏青寻古，竟想到我这个“暴走一族里流水账记得最好”的跨界者。

然像我这样连“业余文字爱好者”都不够格的“行走者”，混进这群“作家”当中，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大家坐在一辆中巴车里，难免会有南郭先生的感觉，看着各位老师谈古论今，我多少有些拘谨。到了五城，在著名作家程鹰老师提议下，车停路边，买了两壶米酒、一袋豆腐干，在车上就一人一杯喝了起来，浅斟低酌几杯后，我才“原形毕露”，避虚就实，充当起“导游”角色。

山斗乡位于休宁南部，与婺源接壤，因群山环抱，形如斗状，故名。古徽州人南下婺源，远走湖广，过了山斗就要翻山越岭了，因此山斗成了古徽州一处重要的商旅集散地，也是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据我所知，这里有通往婺源东北部“溪头十八国”的“大燕岭古道”、“小燕岭古道”，还有徽州府至婺源县城紫阳镇的“五岭古道”。如今，或许仅有这些寥落在荒山野岭的青石古道还印记着这个曾经车马喧嚣的“大岭脚村”。

“五岭”即芙蓉岭（后新辟了与之平行的“谭公岭”）、对镜岭、羊斗岭、塔岭及我们今天要走的新岭。现存古道自婺源江湾起，至休宁山斗止，全程约三十多公里，为唐天复元年（公元901年）婺源县治由清华镇迁至弦高镇（今紫阳镇）后新辟至徽州府的官道。徽州人对于挑担过“五岭”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当地人称之“江湾担”。所谓“江湾担”，即徽州货物南运婺源，先走水路，沿率水河至休宁龙湾起岸，再走旱路到山斗，过“五岭”，至江湾，肩挑背驮，起早摸黑，来回三天，让人望而生畏。这一路弓腰磨脚的辛劳也成了老辈休宁人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不好好读书，挑“江湾担”去！

经作为古徽州 “九龙出海”之一的徽(州)饶(州)官道及其盘旋在五龙山中交错纵横的十多条“支线”，现为徽州境内保存最完好的古道网络，是研究徽州古代交通及徽人行商路径的活化石。过去两年，我几乎钻进了五龙山，走遍了流口、溪口、五城方向大部分古道，走过“五岭古道”大部分路段，其中芙蓉岭（谭公岭）、塔岭路段保存基本完好，景色秀美，对镜岭仅存少量青石路面，羊斗岭古道已不存，唯新岭古道尚待探寻，今日意外成行。

我们乘坐的汽车蛇形在休婺公路上，车外春风十里，车内米酒飘香，不觉间已到山斗乡政府。

按惯例，“采风”之前总是先要听听“汇报”，再“座谈座谈”的，一年365天，我参加这类“八股会”少则也有百来十个，往往是会上言不由衷，会下衷不由言，陪会躲会逃会也是常态。最近读到杨绛刚到清华任教时的一段经历，为了躲会，她宁愿打“散工”，也不要“专任”教授的“编制”，读后感同深受。好在组织者早已摸准大家的心思，事先已谢绝这些繁文缛节，驻车后直接甩腿开路走古道。

所谓的“新岭古道”，准确地说，应为“休婺五岭古道新岭段”，北起山斗村，跨越新岭至休宁璜茅村，全程约7公里。古道最高海拔450米，为休宁至婺源的第一道岭，也是婺源进入徽州的最后一道屏障，古时习惯称作“第五岭”。元朝歙籍诗人方回曾有诗记：“第四岭头分两邑，相背无情水流急”，“第四岭”即为休婺交界的塔岭。

出了山斗村，古道沿率水河逶迤而行，雨后的石板更显青亮，丝丝缕缕的花纹赋予他们特殊的印记，像一幅幅来自远古的图腾，定格了“江湾担”的历史以及徽人走南闯北足迹。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季节里，率水河忙着张罗昨夜的那场春雨，河床上的水草似乎一夜间冒出来似的，在匆忙的秀水中摇头晃脑的。走在这样一条古韵悠悠的步道上，路边绿草如茵，对面的油菜花也赶在这场雨后，绽放着黄灿灿的色彩，与山坡上青葱翠绿的毛竹构成一幅层次错落的水彩画。

连着村庄的这段古道应是近年刚修复的，石板缝隙间还有水泥浆砌的痕迹，铺设路面的石板有的是拆除下来的坟碑，其中一块竟是大清乾隆三十五年凿立的，走在上面，让人有种说不出的味道。过了三五里，石板路也就被一条尚未硬化的机耕路覆盖了，昨夜的雨在这里形成很多泥淖，水凼里偶尔还有青石板的影子。它们似乎在怀念着曾经的容颜，也映照着今天所赋予它们的使命——为260亩猕猴桃基地输送给养，承接收获，也让今天的徽州人不再靠一根扁担两条腿来承载他们生活的全部。

当古道辞别携手前行的率水河，按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路径，挽着一条自山涧而来的清溪向山坞行进时，原汁原味的古道才真正回到我们的脚下。在这里，路面缝隙里的杂草随心所欲地生长着，台阶拐角的旮旯里，嫩绿的青苔已长出一根根银针般的花茎。都说苔花如米，我没见过苔花，也许是见过了没在意，因为它太小，太不起眼，不像路边石磅上、荒田里那些紫色的野花，成片成片地妖娆着我们的眼眸。同行的江红波老师将她们喻为“在春天里邂逅的远方表妹，熟悉却不知怎么称呼”，我到觉得更像几十年没见的儿时伙伴，青涩的记忆，熟悉的身影，却已叫不出名字。

花儿的学名叫紫堇，这样一个名儿，更像是一群古典清秀、稚嫩而不失婉约的少女，叽叽喳喳地缠住了“采风团”的脚步，唯市作协主席黄立华教授、著名作家程鹰老师，还有我这个“业余导游”等继续行进在“十里九曲桥”间。

桥大概是五岭古道的最大特点，不仅新岭，塔岭、谭公岭亦然，各式各样的单拱石桥像针脚似的缝制在两山夹持间。自山斗到岭脚十里路，竟有九座石桥，且风格迥异，每座桥都有一个寓意深邃的名字，凿刻在拱顶的石额上，现存或能清晰辨认的还有三处，分别为第一座“麒麟桥”、第三座“裕道桥”、最后一座“高钟桥”。

我学浅才疏，仅以俗夫之见，揣摩古人命名这些桥梁的意涵，“高钟桥”或许就是科举路上的“高中”之意吧？古时北上赶考的书生走过“五岭”，到了这里，自然春风得意马蹄轻。或是哪位学子离开这岭脚村时立下了誓言，待到他日金榜提名、衣锦还乡时，还愿了这座石桥。

“高钟桥”是九座石桥中最厚实、最高耸、最精致的，如今古桥飞渡两山间，流水潺潺依旧，只是桥头这个曾经迎送商旅学子的“新岭脚村”早已故去。当我们一行走进人去楼空的村庄时，映入眼帘的是十几幢静默在古树翠竹中的土楼。墙根下的柴垛已倒塌，零乱地堆在路边，一些山上砍来的灌木还未锯断，或者锯断了没有劈开，腐烂的树皮上已长出白色的蘑菇；在杂草野花的包围中，曾经挑山“江湾担”的从担、担杵斜靠在门边，像一位不离不弃的留守老人，倔强地坚守着那些早已随风而去的生活味道。面对大自然的包容，这些渐行渐远的农耕符号让我油然而生一种敬畏，先人靠着刀耕火种，在这些深山老林里繁衍生息，如今，他们的子孙却以这种决绝的方式迈向现代文明，将千年徽州积攒下来的文化定格在这条青石古道上。

离开村庄，就要爬坡登高了，前方的路若隐若现在丛林当中。此刻，活动组织者派“信使”前来“劝返”就餐，无奈，新岭脚村成了今天活动的终点。

对于当年挑“江湾担”者而言，到了这里，才算真正的起点，翻越“五岭”、挥汗攀高的起点。实际上，路本无起点和终点，只因行走方向不同而有了出发和抵达。路也没有尽头，生命更没有尽头，即使肉体终结了，灵魂还可以继续行走，就像脚下的古道，一个时代的终结虽然带走了它的部分肌体，但农耕时代留下的文明却将久久地拓印在这些布满青苔的青石板上。

我转身返回时，就做了个决定，次日将再来新岭，继续走完全程。

返程途中我一直在琢磨，徽州很多山岭名称都有一定来历，或以形状、或以村庄、或以某位先人、或以某一特定建筑物来命名，如塔岭因休婺界塔而名，谭公岭则是纪念主持修路的婺源县令谭公，何为新岭，我百思不得其解，且多方打听未果。

后幸得婺源一位读者帮助，才获知这个励志的传说。

相传，新岭原名升岭，因当年开凿此岭时，按一步台阶一升米计算工价，当地百姓俗称“升岭”，也有步步高升之意。到了南宋时期，徽州府有位商人，名程耀轩，育一子，聪慧过人，过目不忘，故到婺源请回一位方姓先生为其教授学业。然其子本性顽劣，不习诗书，整天捞鱼摸虾恶作剧，方先生经常被弄得哭笑不得。是年底，程耀轩回家过年，指着院里一个“福”字，有意考试儿子。儿子虽早已认得此字，却假装不知，先生便在后面小声提醒，孩子反而大声说道：“先生你乱讲什么，福字哪有那么大”。程耀轩心中虽有不悦，但深知儿子秉性，照样兑现了方先生一年薪水。先生却分文未取，一气之下卷起铺盖启程回婺源老家。程耀轩见儿子气走方先生，便命其务必追回。儿子也自知“玩笑开过头”，闯下大祸，便出门追赶，一直追到新岭才见到先生。毕竟还是个孩子，走了近百里路程，鞋已丢，上坡攀高，已精疲力尽，只能连走带爬，边哭边祈求先生返回。方先生便出一对子想考考孩子，上联“赤脚上升（新）岭”刚出，孩子便对出下联“一心想上天”。先生本知孩子天赋优越，虽对仗不甚工整，但经这一路折腾，料定这孩子已迷途知返，便决定留下。自此小孩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早读四更，夜修午夜，学业飞速长进，后中进士，官至浙江钱塘漕运使。故事一传十，十传百，升岭也成了教育孩子励志上进的标志，因徽语中“升”、“新”同音，久而久之则成“新岭”，亦有弃旧从新之意。

数百年风风雨雨后，如今新岭早已不“新”。

第二天，我登高新岭后，却发现古道并非先前想象那么糟糕，其当年建造规格和工艺甚至高过“五岭”中任何一段，只是常年无人行走，路面枯枝败叶覆盖、青苔茅草遍布，且时有倒塌的毛竹和树枝拦路阻隔，行走其间，艰难无比，我也不可避免地滑跌了两跤，幸无大碍。

连接新岭的蹬道在密密匝匝的竹林中迂回上行，路面平缓宽阔，宽处达两米以上。但因缘溪而行，多年山洪冲击，多处路面已被冲得七零八落，几处跨溪涵洞也已完全倒塌，有的竹子甚至顶开路面数百斤重的石板，顽强地在古道中央挺立着。离清明还有几天，竹笋只有少量露头，我有幸抓拍到三根笋子共同顶起一块石板的镜头，这三根“笋坚强”让我对笋有了另一层认识。我想，终有一天，这些“揭竿而起”的竹笋会掀翻这条古道上的每一块石板，让“江湾担”的记忆永远消失在大自然的轮回中。

当然我对于笋子的欢喜是来自其脆嫩鲜美的味道，一年到头，我有笋必吃，几乎可以与熊猫媲美，几十年如一日，各种吃法，从不厌倦。今天我特意带了一把工兵铲，打算在这里挖几根带回家，烧一锅腊肉炖笋，检测一下去年自己腌制的那几条咸肉。在我老家，清明前，不管谁家林子里，笋子是可以随便挖的，这道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几百年如一日，如今依旧。徽州很多地方也有类似的村规民约，而古风古韵的休宁山斗却大不相同，刚才沿路进来，已见几处“禁笋公告”，还有村民在“麒麟桥”桥头蹲守着，违者罚款一百元。一根竹笋一百元，比问政山的贡笋“贵”多了，我不免有些失望。其实，在一些老竹林里，竹根上下几层，第一批竹笋往往是最上面一层竹根生长的，宜挖出食用，否则，长此以往，竹根也会“胀死”，一些山高路远长期无人光顾的竹林也会因此成片死亡。

看着那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禁笋者”，我不禁感慨，被现代生活湮没的不仅仅是这条古道，还有古人传承了几百年的公序良俗。

这不免让我有种莫名的伤感。

或是这几年走的古道多了，像见到日渐苍老、甚至苟延残喘的老朋友一样，心有感怀也是情理之中的。这份低落的心绪直到我走出竹林，走过半山腰那座仅剩半截石墙的穿心亭后，才逐渐平静下来。

这些年来，我总是提醒自己，人一定要往前走，走得越远，站得越高，那些让你不悦或伤感的人和事就越渺小，我知道，自己的心就那么大，装满灰色，就没有空间去接纳生活的缤纷五彩。

新岭并不高，我们跳、爬、翻、钻，手脚并用，约半小时到达岭头。古道在这里并未留下特殊标志，当年“江湾担”的痕迹也早已荡然无存。但登高望远总是让人豁然开朗的，想起昨日在中巴车里推盅换盏的兴致，一种“把酒问青天”的冲动袭上心头。诗人方回当年经过塔岭时，就有“君不见塔岭之塔焉在哉，不如有酒斟一杯”的感慨，如果“采风团”一起走到这里，必定有人“千杯不醉”，还剩的那半壶五城米酒估计是不够的。

从岭头下行数百米就是璜茅村地界，古道已被一条直通山底的盘山机耕路替代，甚是遗憾。

好在山底那座跨越率水河的“翠碧桥”还在，也算是为这条千年古道留下一个路标，让“江湾担”的历史永远定格在这青山秀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