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书

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与徽州文化的熏陶分不开，而同时徽商又对徽州文化继续发展产生着影响，这里叙述一下徽商对刻书业产生的影响。明清时期徽州刻书业在宋元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并以强劲的势头保持了几百年，这种状态与徽商有很大的关系。

徽州刻书业历史悠久。在唐代中晚期，歙州开始刻印图书。经过宋元时期的发展，明清徽州刻书业兴盛，徽州府的刻书业跃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并成为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另外三个是南京、北京、扬州。明清时期我国图书出版业形成了南京、北京及杭州、苏州、湖州、徽州等刻印中心，其中徽州刻本书籍以“无书不图，无图不精”的优长冠盖群伦。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有这样的评价：“余所见当今刻书，苏（州）、常（熟）为上，金陵（南京）次之，杭（州）又次之，近湖（州）刻、歙（州）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明谢肇淛著的《五杂俎》也曾有评论：“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

从明代开始，徽商进入刻书业，使得刻书出版成为一个产业，在明清江南出版印刷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乃至江南刻书出版业的辉煌，都与徽商的投资、技术开发及其经营分不开。首先徽商进入刻书出版业，融入大量资本，使得私营出版业得到大力发展。在明代，官营在江南刻书出版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到了清代私营却占有绝对优势，对江南刻书出版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变化，集中地表现在坊刻的兴起以及官刻与家刻的蜕变上。明清江南出版的书籍，官府所刻者称为“官刻本”，私家所刻者称为“家刻本”，而书坊所刻者则称为“坊刻本”。在明代，大体上官刻与家刻多是非营利的，而坊刻则完全是为牟利。但是到了清代，前两者的非营利色彩也日益淡薄，逐渐演化为商业化的出版事业。

“徽商经济实力雄厚，亦儒亦贾、附庸风雅的官僚组成庞大的徽州府内域外的坊刻网络。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不少饱学之士及谢职官员积极参与出版活动，不少弃文经营书业的儒商本身就是官僚、学者。他们的刻书事业往往很难分清是家刻还是坊刻。对于徽州这块尊崇儒商的特殊文化地区来说，大部分刻书主是兼而有之的。在这些出版家群体中，尤以明代歙县丰南吴勉学、吴养春、吴瑙、汪士贤，清代小溪项纲、长塘鲍廷博、江村江防、潭渡黄最等刻书家为艺林尚重。”徽州坊刻发达，徽州府治歙县刻书者聚集，书坊鳞次栉比。如汪士贤与吴勉学的“师古斋”、吴琯的“西爽堂”、吴养春的“泊如斋”等都是名扬海内的书坊。其余的如郑思鸣的“奎壁斋”、吴桂亭的“文枢堂”等书坊也都很有特色。徽州刻工也不计其数，家家户户以雕刻为业。黄氏、程氏、汪氏、吴氏四大家族的刻工最为著名。此外还有仇氏、潘氏、金氏、鲍氏、方氏、胡氏、毕氏、郑氏、朱氏、许氏、余氏等；“刻铺比比皆是，时人有刻，必求歙工”。徽州坊刻到清代中叶进入鼎盛时期，至少有二十多家刻坊，有茹古堂、延古书楼、古香书店、寿春馆、桂芳斋、文盛堂、沈云轩、兰台紫阳室、恒茂等书坊堂号。

徽商的“贾而好儒”表现之一就是喜欢读书，而好读书就必然爱藏书。徽州地区藏书家中就有许多是徽商。关于徽商的藏书，从以下的例子可见一斑：乾隆四库开馆，诏求天下遗书，全国献书五百种以上的仅四家，而徽州就有祁门的马裕（曰馆之子）、歙县的鲍士恭（廷博子）及印痴汪启淑三家，只有宁波范氏天一阁属浙江省。徽州这三家都是经营盐业的大商人。另据刘尚恒先生《安徽藏书家传略》统计从汉唐至近代，历史上可考的藏书家共二百六十人，其中明清两代逾二百，以地区论，徽州为首近百人，芜湖、安庆地区次之。

徽商热衷于藏书自然会不遗余力地购买大量书籍，另外徽商对子弟的读书十分关心，许多商人希望子弟通过读书业儒来改变提升家族的地位，所以为子弟读书无所不用其力。当时几乎所有的刻坊都有刻科举考试方面的书籍，这为徽商及其子弟读书习儒提供了坚实的书籍基础。

刻书业是徽商为文化事业所作的重要贡献之一，刻书业所提供的大量书籍满足了徽商及其子弟读书的需要，也满足了徽商好儒的心理需求，并且对徽商贾而好儒特色的形成与强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刻书业所积累的资金也成为徽商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徽州是程朱故里，明清政府对朱熹之学的大力提倡，使徽州人为此而感到骄傲，从而强化了徽州自南宋以来形成的重教传统。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徽州的学社和书院较多，这些学社和书院又都需要大量的书籍，如此一番更是加强了徽州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对大多数徽商来说，在经商致富后，让子弟走上科举入仕之路，是最好不过的选择，所以出现“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局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徽商的介入，使刻书这一行业更加欣欣向荣；同时徽州的区域特色、徽商的价值取向也通过徽州的刻书业表现出来。其中，刻书业的内容、刻书业的运行都具有浓厚的商业特点，刻书业被打上了深深的商业气息。好儒是徽商一直不断的追求，尽管这可能影响到自己的商业，但大多数商人无怨无悔，即使自己因为生活需要而不得不从事经商，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他们也尽量把经商与儒术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寻求一种心理的平衡与安慰，同时表达着对文化事业的崇敬之情。

文章来源：《徽州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