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理学

新安理学是产生于古徽州地区、以传承朱熹理学为宗旨的理学派别，因古徽州府治为新安，故称新安理学。新安理学始于宋，传于元，盛于明，终于清，经历了7个世纪的发展演变，对12世纪以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一种地方性哲学流派，新安理学在其演变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体现了中国哲学在宋元明清各阶段的共性与徽州地域文化个性之间的有机结合。新安理学作为徽州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它贯穿徽州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

新安理学形成于南宋，唐末五代之后中原儒家文化的南移是新安理学形成的文化条件。儒家文化形成于邹鲁，盛行于中原。唐以前，儒家文化的中心在黄河流域。唐末战乱使得中原士族纷纷南逃，地处江南的新安地区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吸引了众多的中原大族，从而使儒家文化在这里传播开来。新安文化原属南方系统，颇有巫风。但儒学文化传入后，本土文化日益受其熏染，最终巫风被转化为儒风。新安文化的转型在南宋时期已基本完成。据《休宁县志》记载，当时新安地区普遍重视儒学教育，“以乡校为先务，早夜弦诵，洋洋秩秩，有洙泗之风”。儒学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儒学人才，这使得新安地区具备了接受、消化朱熹理学的文化条件。

南宋后期朱熹远宗孔孟，近绍周程，集理学之大成，成为社会统治思想，这是新安理学形成的思想背景。虽然程朱理学的体系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形成，但那时候南宋王朝偏安一隅，而且在宁宗初年（1196年），理学被朝廷宣布为“伪学”，党人被禁锢，朱熹遭罢官。直到朱熹死后，理学才得以平反。宋嘉定五年（1212年），朱熹的《四书集注》，被朝廷列为国学必读教科书。宝庆三年（1227年），朱熹被追封为“信国公”，后改封“徽国公”。淳祜元年（1241年），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和朱熹都进了孔庙，享受祭祀的待遇。朱熹的思想：仁——源于孔子儒家理论、善——源于佛家学说、节——源于道家学说。古语中说，儒在钟鼎（治理国家），道在山林（修身养性），释在超度（追求解脱）。朱熹将这三种貌似无干的思想体系揉合在一起，体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度了解和研究，也体现了他对如何强化封建统治理论需求的深刻认识和探求。朱熹在儒学的框架中，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高度重视宗族伦理，以封建纲常约束人的行为，对封建文化影响深远。在此后的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无论是全局性的还是局部性的，无不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新安地区自然也不例外。

朱熹理学传到新安后形成新安理学，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这就是新安乃朱熹故里，新安人对朱熹及其学说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性，这是新安理学形成的心理基础。朱熹虽出生在福建尤溪，但其祖籍却是徽州婺源。朱熹父亲朱松曾在徽州歙县紫阳山读书，到福建后曾刻“紫阳书堂”印章，朱熹因此而别号紫阳。由于朱熹祖籍徽州，又是当时名扬天下的儒学大师，所以徽州人怀着对这位同乡大儒的崇敬之情，对朱熹理学也极为推崇。纷纷建祠造庙，将其作为偶像供奉起来。朱熹本人也多次在新安故里聚徒讲学，传播理学，这是新安理学形成的直接原因。通过多年的讲学传授活动，朱熹理学终于在新安地区传播开来，新安学风从而为之一变，原来沉溺于科场功名的新安士人转而精研朱子之学。这些人学成后又相继兴书院、收门徒、传理学，使得朱子理学深入人心，以至于“家诵其书，人攻其学。而吾邦儒风丕振，俊彦之辈出，号称东南邹鲁，遐尔宗焉”（《万川家塾记》）。对新安学风的这种转变，《婺源县志》叙述道：“自唐宋以来，卓行柄文，固不乏人，然未有以理学鸣于世者。至朱子得河洛之心传，以居敬穷理启迪乡人，由是学士争自濯磨以翼闻道。”据休宁程瞳所作的《新安学系录》所载，宋明时期新安地区的理学家达一百多人，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新安理学得以形成并发展。

新安理学有四个演变时期，分别是：第一，南宋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有朱熹、程大昌、吴敬、汪莘、李缯、程永奇、吴昶等人。他们环护在朱熹周围，精研性理之学，著书立说，确立了学派以朱子学为宗旨的基本原则。第二，宋元之交与元代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程若庸、胡方平、胡一桂、许月卿、陈栎、胡炳文、倪士毅、汪克宽等人。他们针对朱熹之后“异说”纷起的学术界状况，致力于维护朱子学的纯洁性。将排斥“异论”、发明朱子学本旨作为学术研究的重心。同时，元代新安理学家崇尚“气节”，不仕元朝，将精力集中于讲学授徒，培养了一批有一定建树和影响的新安理学学者。此期的新安理学出现了人才辈出、学术研究深化和普及读物大量出现等新气象。第三，元明之际与明代的盛极复衰时期。这一时期的要代表人物有郑玉、朱升、赵污、朱同、范准、程敏政、汪道昆、程文德、潘士藻等人。明前期的郑玉、朱升、赵污等人在批评元代理学家墨守门户、死抱师门成说之弊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求“本领”、求“真知”、求“实理”的新的治经主张，并据此指导思想进行学术研究，形成了或“旁注诸经”发明朱子之学，或“和会朱陆”弘扬本门宗旨的不同学术风格。从学术研究的成就和特色来看。这是新安理学发展史上最丰富灿烂的时期之一。明代中后期的新安理学学者因受“心学”影响，阐释朱子之学不力，整个学派出现萎靡不振的衰落迹象。第四，清代终结时期。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有江永、戴震、程瑶田等人。他们在清初学风的影响下。倡导汉学，培养了一批以考据见长的新安经学家，最终实现了徽州地方学术从新安理学到徽派朴学的转变。新安理学从南宋到清代的演变过程，正是12世纪以后中国哲学史和学术思想史的缩影。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对明清时期徽州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朱熹理学对新安理学产生诸多积极影响，如朱熹提倡读书，认为穷理之要必在读书，促进了徽州读书好学的风气。缙绅之家往往自编教材，由父兄率子弟诵读，致使徽州研究学问、从事著述者甚多。理学家对理欲、心物、义理、天人等概念的意义、关系的追问和逻辑论证，提升了徽州文化的理性思维。培养了深厚的理性主义传统，形成“契约社会”，新安理学家恪守朱熹的义利之辨，反复颂扬“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思想，学子以之为书院学规；士子以之为立身处世的教条，出了不少廉史；徽州商人“贾而好儒”，以“诚信”为商业伦理。朱熹针对当时宋金对立，一再提出“修内政，攘夷狄”，坚持抗金。宋元明三代，徽州出了不少民族志士，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气节，与朱熹这一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理学的核心是伦理纲常，新安理学对忠君孝亲、男尊女卑、祭祀程序、丧礼制服等，规定得尤为繁琐而严格。而且修祠续谱，建坊树碑，旌善纠过。以期起到道德榜样的作用，从朱熹保守的理学体系而言，对新安理学也产生不少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强化宗法等级制度、压迫妇女等。使得大批“贞女烈妇”“孝子贤孙”为传统礼教而殉身，这是理学在程朱桑梓之邦结出的恶果。

历史一页一页地翻过了，新安理学所赖以产生、生存的时代背景已经消失，其具体的学术主张和思想观点也大多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和价值，但是蕴涵在新安理学中的学术精神，却早已浸润在我们民族的血液里。

文章来源：《徽州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