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要从徽州府下辖的歙县说起。

徽州府这个地方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乡。其时徽州府下辖一共六县：歙、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其中歙县最大，同时它还是附廓县——也就是说，徽州府治设在县内，与歙县县衙同城办公。

府县同城，很多府一级的文书档案，自然就储存在县城阁架之内，以便随时调取勘合。这些关于税粮户籍的案牍十分重要，关乎一县之兴衰，可又超级无聊，全是各种枯燥的数字罗列。所以它们常年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隆庆三年，有一个歙县人忽然对这些档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个人叫帅嘉谟，字禹臣。严格来说，他其实不是歙县原住民，祖籍江夏，隶属于徽州境内的新安卫，是个军户——不过这出身没什么不好，朝中此时有位叫张居正的大人物，也是军户出身，正是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

帅嘉谟在文武两道的表现都很一般，注定仕途无望。然而他在数学方面很有天分，搁到现在，估计是奥数学霸一级的大牛。

可惜在大明，可没多少领域能让这位理科生一展才华。最好的就业方向，就是去当个管钱粮的小官吏。而这个岗位，需要对钱粮税赋的计算很熟悉，需要做大量的应用题来练习。

当时没有教辅和习题集，帅嘉谟一腔做数学题的欲望无处发泄。好在这个苦恼没持续很久，他很快便发现了一个绝好的题库：

徽州府历年来的税粮账册，正好存在歙县。大明税赋结构很是繁复，徽州又是纳税大户，账册涉及到大量加减折算，书算钱粮，正是绝佳的应用题例。磨炼好了这门手艺，以后就业就有保障了。

于是在隆庆三年的某一天，帅嘉谟设法接触到这些官府账册。一个学霸就这样高高兴兴地——这简直太令人发指了——开始做起数学题来。

做着做着，帅嘉谟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

凭借着过人的数学天赋，他注意到了徽州的历年税赋里有一个疑点：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库交纳的税粮中，除正税之外，还有一笔科目叫做“人丁丝绢”，须以实物缴纳，且数额颇大，每年要缴8780匹生绢。

帅嘉谟再往下去查徽州府下属诸县的分账，发现徽州府下辖六县，其他五县都没有“人丁丝绢”这么一笔支出，只有歙县的账簿上有记录，数字与徽州府上缴南京承运库等同。

换句话说，徽州府这笔每年8780匹生绢的税支，是由歙县单独负担的。

帅嘉谟大为骇异，这可不是小数。为了确保自己没犯错，他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大明会典》。

《大明会典》是一本工具书，里面收录了典章沿革以及各级政府税赋资料、行政法规，从弘治朝开始，每代都会进行修订，算是政府法令汇编，亦勉强可以当做年鉴来用。

帅嘉谟在《大明会典》里的徽州府条目下，找到了同样的纳税记录。更重要的是，《会典》里只提及是由徽州府承担“人丁丝绢”，并无任何字样表明是歙县独自承担。

这说明，徽州府的这一笔“人丁丝绢”的税目，应该是六县均摊，怎么可以只压在歙县一处呢？

帅嘉谟心想，这件事关乎一县之民生，可不能这么糊涂下去！必须得挖个水落石出！

就像所有的学霸一样，帅嘉谟看到眼前出现了难题，不惊反喜，兴高采烈地继续深入挖掘。最终，他在《徽州府志》里找到一条看似无关的古早线索。

徽州这个地方，归附于洪武爷的时间很早。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四年称吴王之后，在徽州实施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元税，称为“甲辰法制”。结果年底核查，中书省发现数字有问题，于是在至正二十五年搞了一次“乙巳改制”，很多科目的税额要重新调整。

结果一查之下，发现歙县跟此前缴纳的夏麦相比，同比差了9700石。于是政府针对歙县的3646顷轻租田，每亩各加征“夏税生丝”四钱，以弥补缺额。

这个“补欠夏粮”年代太过久远，看起来和“人丁丝绢”全无关系。帅嘉谟凭着天才般的直觉，觉得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于是拿起笔来，粗粗算了一下。

歙县补的9700石夏麦，按照隆庆时的官方折率，每石折银3钱，9700石粮食折算成银子，是2910两。而每年“人丁丝绢”补交的生绢折成银子，每匹七钱，所以8780匹折银6146两——嗯，两个数字似乎没什么关联。

可帅嘉谟到底是个学霸，脑子转得很快。他很快想到，徽州六县彼此相邻，一个县夏麦歉收，其他五个县不可能幸免。他再一追查，发现在同一时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也亏欠夏粮，一共是10780石，可折银3234两。

2910+3234=6144。

这个数字，和“人丁丝绢”只差2两！

帅嘉谟很快便得出了结论：“在国初，整个徽州府六县共亏欠夏粮20480石，以‘夏税生丝’为名义补之，折8780匹生绢。在乙巳改制之后，这笔税不知为何变成了歙县单独承担。”

而且徽州并不养蚕，歙县的老百姓必须得先把粮食卖成银子，拿银子去买生丝，再缴给官府。周转两次，负担更重。

如果从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改制”开始算起，到隆庆三年……这笔冤枉税交了两百多年！

若这个说法无误，歙县简直倒霉透了，两百多年来交的冤枉钱是天文数字。

帅嘉谟做事很谨慎，他没有急着去惊动官府，而是在歙县摸了一圈底。结果他发现，自己并不是最早发觉有问题的，早在嘉靖十四年，已有两个歙县人王相、程鹏发现这个“人丁丝绢”有问题。

他们没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议，而是越级呈文给了徽州府的上级——应天巡抚，而且还不止一次！

第一次接呈文的是应天巡抚陈克宅、巡按宋茂熙，很快给了批复，要求徽州府彻查。可是这两位很快便升迁转走，于是没人再去追问。接任的巡抚欧阳铎、巡按游居敬，也接到了同样的呈文，也给了批复，要求徽州府召集六县合议。结果负责此事的官、吏，都是其他五县出身，敷衍塞责，推诿拖延。

在来回拖延之中，王相、程鹏先后莫名去世，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查到这里，帅嘉谟推开账册，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第三次呈文，为歙县讨一个公平！

到底帅嘉谟是正义感和乡土情结使然，还是想借此炒作自己？史料不全，不好妄自揣测他的动机。

无论如何，他决定冒着触动利益集团的巨大风险，立刻采取了行动。

帅嘉谟亲自撰写了一份呈文，详细地写明自己的查考过程，然后在隆庆四年的年初，提交给了当时的应天府巡按御史刘世会。

在这篇呈文里，帅嘉谟玩了一个心眼儿，在讲述缘由时加了这么一句话：“缘本府递年奉户部勘合，坐取人丁丝折生絹八千七百八十疋，原额六县均輸，府志可证。”

其实在《徽州府志》里，只是含糊地记载徽州府或歙县缴纳人丁丝绢多少多少，根本没有明确说过“原额六县均输”的话，更没有和国初那笔亏欠夏麦联系到一起。

帅嘉谟偷偷加了这六个字，是想给上官造成一个既成印象，方便行事——孰不知这一处小小的手脚，后来却成了聚讼的一个关键焦点，这个后头再说。

除了偷改了原文，帅嘉谟还发动了情感攻势。他动情地说：

“南京承运库每年收丝绢20190匹，其中浙江、湖广这种产丝大区，才缴纳8501匹；应天十三府，只要缴2905匹。我们徽州府根本不养蚕，却要负担8780匹。当地民众只能卖了粮食，折成银子，从浙江等地回购，这两道手续，让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况，这笔负担若是六县分摊，还能勉强忍受，现在是歙县一县承担——这一县之税，比浙江、湖广两司都高，这根本不合理啊！”

这是帅嘉谟玩的一个统计学小花招。因为大明税制，不是统收统解，一个地方往往要向数处交税。

当时浙江、湖广等地的丝绢税，不只解往南京承运库，还有很大一部分送往太仓银库、丙字库等。从万历年间的税收记录来看，浙江的丝绢税总额高达十三万匹，湖广总额两万七千匹，都远超歙县。

帅嘉谟用的，是这么一个逻辑：不谈总数，单单拿出南京承运库作比较，就为了显得歙县格外悲惨。这个手段绝妙在于，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全经得起查证，只是统计方式上稍做手脚，立刻显出卓然效果——歙县本身的负担确实沉重不假，被帅嘉谟这么一比较，变得简直惨绝人寰，读之触目惊心。

这真是只有学霸才能玩出的手段。

除了在史料和统计学上做手脚之外，帅嘉谟还准备了第三张牌：政治牌。

他在呈文的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天下之遗，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焉。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欤，恳乞均平。”

短短一句话，先后两次出现“均平”一词。

在隆庆年间，江南正在推行一条鞭法。而一条鞭法的口号恰好是：“均平赋役，苏解民困。”所以帅嘉谟两次“均平”，把这次税赋争议拔高到响应国家政策的高度。

从深层次来讲，一条鞭法的核心要旨，是合并田赋、徭役，取消米麦之外的实物税，统一改为折收银两。所以帅嘉谟在呈文中反复强调“人丁丝绢”是折色实物税，缴纳十分麻烦，这和中央精神紧紧地挂上了钩。

只要此事能借到国策的东风，就能引起应天巡抚的格外关注。

要知道，这一任应天巡抚，对一条鞭政策的推行很下力气。只要他肯表态，这事就成了一半，不，一大半。帅嘉谟之所以有这个底气，是因为这位巡抚太有名气，远非寻常官员可比——他姓海名瑞，号刚峰……不必多说了吧？

其实真要较起真来，帅嘉谟此举属于强行拔高。

因为这次“人丁丝绢”争议的核心，是税负归属，到底歙县单出还是六县一起出？至于实物折算，只是一个次要问题，跟一条鞭法关系不大。

这就好比咱俩为吃饭买单起了争执。谁出这顿饭钱，才是争执的重点，至于这钱是支付宝微信还是现金，并不重要。等警察来了，我喊一嗓子：“民警同志，为了响应国家鼓励线上支付的号召，你给评评理，这顿饭钱该谁出？”——哪儿跟哪儿呀！

但在帅嘉谟的妙笔之下，这个逻辑错误被巧妙地掩盖起来，非但不傻，反而显得煌煌正气，高度一下子就提上去了。

除了这些，帅嘉谟还准备了第四张牌，解决方案。

他深谙官僚秉性，知道他们最不耐烦的，就是下面的人争吵却又拿不出办法。所以在呈文的最后，他急上峰之所急，十分贴心地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要么按照《大明会典》的原则，六县按照人丁分摊；要么按照《徽州府志》，六县按照田地分摊，折麦再折银再折丝。

看，方案我都给您做好了，您朱笔批准便是。

这样一来，无论按人头统计还是按田地统计，歙县都能减少至少一半负担。

不得不说，帅嘉谟的这一篇呈文，当真是诉状杰作。开头借了朝廷大势的东风，立意高远，中间数字翔实，论据确凿，层层推论极有说服力，篇尾不忘煽情，描绘歙县人民生活有多艰辛，诉于情感层面。文字、逻辑上玩的小花招层出不穷，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生生把节奏给带起来了。

关于帅嘉谟的职业，史无明载，徽州其他五县骂他是个奸滑讼棍。从这份诉状来看，若非状师大手，还真是写不出来这等文字。

这一篇雄文递上去以后，效果立竿见影，果然得到了抚院与按院的重视。

隆庆四年二月初十日，巡抚海瑞给出批示：“仰府查议报夺。”意思是我很重视，你们好好查清楚。随后巡按刘世会做出了更详细的指示：请徽州府召集六县负责官吏、乡绅、耆老等民众代表，就这件事进行查证合议。

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文书，一看海刚峰的大名，没敢耽搁，立刻发牌催促六县派员过来商议。

谁知道，就在这节骨眼上，竟然出事了。

隆庆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两院批示发出后的第十五天。突然传来消息，海瑞调职，改任南京粮储。

海瑞为何突然从应天巡抚离职，这是另外一篇好文章，这里按下不表。总之，徽州这摊事儿，海刚峰是顾不上管了。

海瑞是帅嘉谟最大的倚仗。他突然调任，让“人丁丝绢”案子陡然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尽管巡按刘世会还在，尽管知府还在，可是没了海刚峰当主心骨，他们可不愿意去触这个霉头。

要知道，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帅嘉谟的主张，对歙县有利，但对其他五县可是彻头彻尾的坏消息。一旦议成，他们平白要多交不少赋税。因此对这个提案，五县籍的官员、胥吏和当地乡绅百姓都坚决反对。这一股民意，别说徽州知府，就算是巡按也不得不有所顾虑。

而从徽州知府的立场来看呢？无论“人丁丝绢”在六县怎么分配，对府里来说都没区别，只要每年凑够8780匹生绢给南京就好。所以这笔丝绢税如果不改，局势平静如初，最多歙县抱怨两句——反正你们交了两百多年了，早习惯啦；若是支持帅嘉谟的主张，把赋税均摊到六县，徽州府得不到半分好处，反而还平白引起其他五县骚动，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

徽州府会怎么选择，不问可知。

这也是为什么，帅嘉谟当初要越级去向两院呈文，想靠海笔架的威名硬压。因为他在本地，根本得不到支持。

现在海瑞离开，倚仗已去，整个事情立刻推动不下去了。

应天巡按在二月十四日指示六县合议，徽州府随即也发牌催促。但下面却毫无反应，恍若未闻。别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就连苦主歙县，居然也悄无声息。

帅嘉谟一打听才知道。歙县知县房寰正赶上丁忧，县务无人署理。其他五县的知县，则宣称要忙着准备朝觐事宜，因循停阁，不办公了。

明代从洪武十八年开始，规定地方官员逢辰、戌、丑、未年——也就是每隔三年——要进京朝觐一次，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察黜陟。这对官员来说，是一件大事。

但问题是，隆庆四年为庚午，隆庆五年为辛未，次年才是朝觐之年。你明年才上京，今年二月份就开始停阁不办公了？

而且还不是一位，是五位知县都这么回答。

很明显，五县已经商量好了，对这次合议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态度，尽量拖延下去，拖到黄，拖到忘，拖到无疾而终，然后就天下太平了。歙县在嘉靖朝的两次申诉，不就是这么被拖没的么？

于是，从应天巡按批示之日起，地方上拖了足足两个月时间。一直到了四月十八日，才有绩溪县慢吞吞地回了一封申文——至于其他四县，干脆连回应都懒得回应。

这份绩溪县的申文，是以本县教谕杨存礼的名义提交的，还有几个县中耆老的连署。由教谕出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绩溪的态度——这无关钱粮之事，是教育问题！

比起帅嘉谟那篇雄文，这份申文的干货不多，但刀笔暗藏机锋，也十分厉害。

一开头，杨教谕先喊了一句政治口号——估计是被帅嘉谟挤兑的，不喊不行——“为恳恩遵国典、据府志，均赋救偏，以苏困苦事。”然后画风陡然一变，先大骂帅嘉谟“变乱国制，罔上虐下”，是个“假公挟私”的无耻讼棍，又骂当年嘉靖年呈文的程鹏、王相是刁民。

骂了半天，杨教谕终于说到了主题。首先他承认了帅嘉谟的发现，如今的“人丁丝绢”，确实就是国初的“夏税生丝”。但他解释说，根据府志记载，当年朝廷发现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责成他们补交夏税生丝，一共8780匹给南京承运库。所以这是歙县自己的锅，跟其他县没关系。

然后他又说，这笔税款，交了一百七十多年，从来没人抗议过。嘉靖十四年，两个歙县刁民程鹏、王相去告刁状，当时的徽州知府冯世雍主持过一次调查，甚至还去巡院查过版籍，结论是“人丁丝绢”就该歙县单独交。此后三十多年，也风平浪静。谁知道又冒出一个讼棍帅嘉谟，无视组织决定，又要兴风作浪。

杨教谕的这个辩驳，实在是毫无道理。

帅嘉谟已经算得很清楚了。按照隆庆年间的折率，8780匹生丝，换算成麦子是20480石，跟歙县拖欠的9700石根本对不上。即使按洪武年间的折率，也不可能差那么多。杨教谕到底是文科生，没算明白这笔账。

不过技术细节无关宏旨，因为文科生最擅长的，是抒情。

杨教谕动情地写道：“我们绩溪，一共才方圆二十四里，土地贫瘠，民众贫苦，每年丁粮才七百石不到；他们歙县方圆二百二十四里，每年丁粮得六万多石。哪有把上县的负担转嫁给下县的道理？”

他哭诉完之后，别有深意地加了一句：“照旧定纳，庶免小民激变之忧，官民两便。”

杨教谕前面那些话，都是废话，真正的文眼，在这里。

这句话虽然谦卑，却隐隐带着威胁，反着读，意思就成了：如果您不照原样征税，难免会引起民变，到那个时候，可就官民两不便了哟。

这句话非常狠，一下就打中了徽州府的要害。

要知道，这个威胁，虽然出自绩溪代表之口，其实背后是五县的共识。也就意味着，如果此事不令他们满意，将会是整个徽州府阖府大乱。明年就是朝觐考察年，青天大老爷，您自个儿掂量着办吧。

杨教谕这一手玩得很有分寸。如果五县一起威胁闹事，迹同谋反，切不可为。现在四县不吭声，推出最小的绩溪在前头说话，绩溪人口太少，怎么闹，也绝对上升不到谋反的地步。这样一来，既委婉而隐晦地把威胁传达到，又给知府留出了足够的面子，方便日后转圜。

我大明地方官员一向的治政思路是维稳为主，不出事为最佳，至于讲不讲道理还在其次。下头老百姓们也明白这个逻辑，所以碰到什么纠纷，甭管有理没理，先折腾一阵，总不会吃亏。闹大了，官府往往就会按闹分配。

你看，这就是文科学霸解决问题的思路。杨教谕根本不屑去查证什么“人丁丝绢”的技术细节，数字不重要，仕途才是重点。只要点明这事处理不当引发民变，会危及知府的前程，就足够了。

果然，徽州府一看这篇申文，心领神会，不再催促合议。在几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中，这件事慢慢地，不再有人提起，眼看就要黄……

当事人帅嘉谟一看，急了，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岂能无疾而终？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从这里，就能看出文理思路的差别了。

杨教谕的申文不提业务对错，只谈官员仕途泰否。而帅嘉谟没读出申文这一层机锋，一厢情愿地认为，之所以徽州府不愿推进，是整件事还说得不够清楚——这是典型的技术人员思考方式。

他顺着这个思路，重新考虑了一下。发现之前的呈文里，确实有一处很模糊。

国初六县均输的“夏税生丝”，就是如今歙县独输的“人丁丝绢”，这个没问题。那么，“夏税生丝”这个科目，又是怎么被改成“人丁丝绢”的呢？

搞清楚这个关键节点，真相便可呼之欲出。

帅嘉谟挽起袖子，又扑入到浩如烟海的案牍文书里去。他要在这积存了两百年六县档案的大海里，找出那根关键的针来。

这次的调查，持续了数月之久。皇天不负有心人，居然被帅嘉谟真的找到了线索：

奥妙，出自征税科目上。

帅嘉谟翻出了历代户部给徽州的勘合——类似于收据——上面写的很明白：“坐取徽州人丁丝绢”也就是说，南京承运库要徽州征发的科目，是“人丁丝绢”，而且没有指明由哪个县单独交纳，一般应该默认是六县均摊。

而帅嘉谟再去查徽州府发给六县的催缴文书，却发现“人丁丝绢”这个科目没了。只有在歙县的交税科目里，多了一个“夏税生丝”。

于是，这其中的手脚，就很清楚了。

徽州府在向歙县征税时，用的名目是“夏税生丝”。恰好歙县确实有一笔国初欠麦的“夏税生丝”科目，因此地方并不觉有异。等这笔税收上来以后。徽州府向上递解时，又从“夏税生丝”抽出应有的数目，划归“人丁丝绢”之下。

这样一来，原本六县均摊的税负，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歙县独扛。“人丁丝绢”这只鸠，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占了“夏税生丝”的巢。可怜歙县百姓不知内情，辛辛苦苦交税，却不知道供养的其实是六县负担。

做这个手脚的人，绝对是个高手。他既熟知国初钱粮掌故，又精通案牍流程，巧妙地利用歙县补交夏麦的这个科目，移花接木，混淆视听，玩了一手漂亮的乾坤大挪移。缴税这种事，一旦形成了惯例成法，就会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很难改变。就这样，歙县一气养了近两百年“人丁丝绢”，而不自知。

帅嘉谟一拍桌子，这必然是有徽州府户房的书手从中舞弊！

这个猜测，并非是凭空臆测。

在大明的体制里，地方官员流转频繁，一个职位上坐几年就走了。而那些地方庶务——比如钱粮刑名之类——则被专业的胥吏所把持。这些人都是本地土著，职务世代相传，又掌握着专业技能，外人根本弄不明白，上下其手的空间很大。

尤其是钱粮一道，更是重灾区，小吏们有各种手段可以颠倒乾坤。手段高超的书手，甚至能“使连阡陌者空无籍，无立锥之家籍辄盈鄢”，你说这得多牛逼。嘉靖年间的一位官员霍与瑕，就曾无奈地写道：“各县各户房粮科，年年派粮，时时作弊。”可见当时基层之混乱。

一定是当年的经手小吏在账簿上做了手脚，才让歙县蒙受不白之冤！

事不宜迟，帅嘉谟迅速又写了一篇呈文，简单描述了一下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他知道，吏目向来世代相继，如果彻底掀出来，很可能会得罪一大批人，所以他对于成因，只是含糊地提了一句：“先年不知弊由何作”，只强调这个税科是被篡改过的，是不对的。

人，可以不追究，毕竟过去快两百年了；事，做错了，却得拨乱反正。

同时帅嘉谟还提出另外一个重要论据：“人丁丝绢”明明是人头税，那应该就是按人口收取。单独让歙县交纳，难道其他五个县一个人都没有吗？

隆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帅嘉谟正式把这篇呈文提交徽州府，满怀期待能够“俯赐决议，申详改正”。

应该说，这次的呈文比上一次更有说服力，新提出的两个证据也都很合理。可是报告递上去，却毫无动静。徽州府这次连回复都没有，置若罔闻。

帅嘉谟到底是数学学霸，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学霸杨教谕。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出于维稳和仕途，跟技术性问题无关。帅嘉谟把一个战略性错误当成了战术性错误，一味钻牛角尖去查考细节，等于是媚眼抛给了瞎子看。

换了其他人，大概就认命了，可是帅嘉谟却没有退缩。这个耿直倔强的数学学霸，意识到从徽州府和应天两院都得不到支持，遂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进京上访！

我找你们领导去！

这里要特别插一句。帅嘉谟的这个行为，在别的地方可能惊世骇俗，但在徽州，还真不算出奇事。

徽州这个地方，民风剽悍。这个“剽悍”不是说他们好打架，而是说徽州人好打官司。

中国老百姓一般都有逃避打官司的倾向，爱打官司的人，会被当成“刁民”。地方官考评，也以“涉讼事少”作为民风淳朴的标准之一。但徽州人的做派，和如今美国人很相似，动辄兴讼，有事没事就喜欢对簿公堂，所以盛产精通法律条文的状师、讼师——号称“健讼”。

这民风不是明代才培养出来的，早在北宋时期，徽州人就喜欢打官司，欧阳修曾经如此描述徽州民风：“民习律令，性喜讼。家家自为簿书，凡闻人之隐私毫发、坐起语言，日时皆记之，有讼必取以证。”

徽州人，家家都有个小账本，没事就暗搓搓地记下别人言行，打官司时甩出来当证据，这法律意识真是够强的。以至于南宋时，徽州籍贯的大宗师朱熹也无奈地评价本乡人：“其俗难以以力服，而易以理胜。”

所以帅嘉谟在本地打不成官司，毅然赴京上访，这个做法很符合徽州人的风格。

不过他这个“上京”，可不是去北京，而是去南京。

当时大明中枢分成南北二京，北京的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等政府机构，在南京都有一套一模一样的备份。南京这套备份政府，虽然权力远不及北京大，但在南直隶这片地方还是很有发言权。

尤其是钱粮税收这块，南京的户部统管南直隶、浙江、江西和湖广诸省，管的乃是江南膏腴之地，天下半数税赋，皆出于这里。南京户部的影响力，不比北京户部正印差多少。

帅嘉谟抵达南京以后干了什么，没有资料记载。但从各种官府文件透露的细节能推测出，他应该没去找户部，而是先去找了都察院一位姓宋的御史，求递陈情状子。

这是个明智的决定。以帅嘉谟的身份，想直接找户部高官申诉很难，但搭上一个言官就容易多了。

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职责稽查六部百司之失，一向喜欢采集民意，风闻奏事，找他们管用。

不过他没走弹劾的路子。对京官来说，这事太小，又不涉及中枢官员，专门上书弹劾意思不大；帅嘉谟也不想跟地方政府彻底撕破脸。

他所求的，只要能得朝廷一个态度，批几句话，就够了。

隆庆五年的六月初二，帅嘉谟的呈文终于被宋御史递交上去，并很快转发给南京户部。同随呈文过去的，还有一段都察院的批语：“典有所遵，赋当均派，合从抄出酌行。”意思是，要求应该遵守法典，均摊赋税至六县，请户部酌情办理。

这个批语，正是帅嘉谟梦寐以求的结论。

户部接到这道文书，加了一句：“候本处巡按衙门题”，转发给应天巡抚和巡按，让他们酌情办理。与此同时，户部还特意给徽州府发了一份咨文，特别指出“转行该府从公查勘，前项人丁丝绢起自何年，因何专派歙县。其各县有无别项钱粮相抵，如无相抵，今应作何议处。”

这段话虽然还是疑问口气，但其实已经有了定论：歙县的税赋肯定有问题，所要搞清楚的，无非是何时开始，以及怎么摊回到其他各县。

获得了户部的支持，帅嘉谟这趟进京之旅，可谓圆满结束。接下来，他只要赶回徽州，等着配合上峰调查就够了。帅嘉谟高高兴兴地离开南京城，踏上了返乡之旅。

他不知道，此时一道死亡威胁的阴影，已经悄然笼罩在他的头顶。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五县明面上虽然对“人丁丝绢”一事反应淡漠，但私下里却十分重视。京官之中，也不乏来自五县籍贯者。帅嘉谟在南京的举动，他们了解得很清楚。

整件事的症结，就是这个新安卫的讼师！没他上蹿下跳，就天下太平了。

要不……就把他干掉算了？

这也不是第一回了。嘉靖年间，那两个纠缠“人丁丝绢”的歙县刁民程鹏、王相，最后也是莫名身死收场。奈何桥上，不差这一个人。

帅嘉谟在归途中，果然遭遇一场绝大的危险，全靠好运气才侥幸逃脱。具体这是什么危险，是谁指使的，没有记载流传下来。但帅嘉谟真是被吓破了胆，敌人这是动了杀心。他压根不敢回徽州，携带家人逃回了老家湖广江夏县避祸。

帅嘉谟这一逃，让好不容易启动调查的丝绢案，陷入停滞——提告的苦主都没了，还怎么查？于是在各方敷衍之下，终于让这件事再度沉寂下去。至于朝廷户部，日理万机，不可能一直盯着徽州这个小地方。

隆庆五年，毫无动静。

隆庆六年，也毫无动静。

在这一年，隆庆帝终于驾崩，万历即位，再然后，张居正排除掉了一切政敌，成为首辅，整个大明迈进了新时代。但徽州丝绢案，仍旧毫无动静。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整个大明都忙着适应这位新首辅的执政风格。至于丝绢案和那个躲去原籍不敢回来的数学学霸，已经彻底被人遗忘，再没人提起过。就连帅嘉谟，也心灰意冷，不敢再去争辩什么。

整个故事，似乎就这么结束了。

可一进入万历三年的年初，已沉寂四年的徽州丝绢案，似乎被什么力量激发，突兀地掀起一阵巨大的波澜，震惊朝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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