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五年七月，兵备道拿住帅嘉谟，把他关在监牢里待审。同时被捕的，还有包括程任卿在内的一伙五县闹事分子。

两个月后，徽州府终于拿出了初审判决：帅嘉谟、程任卿以及其他几个人，被判充军。其中帅嘉谟的罪名是“将不干己事情，捏造写词，声言奏告，恐吓得财，计赃满贯”、“以陈奏而敛取”。

在状词里，徽州府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帅嘉谟自夸有手段，向歙县老百姓收取银钱，说你们补贴我上京告状，我自有办法帮你们免征赋税。他利用歙县民众的恐慌心理，收敛了大量钱财，假公济私——比如私自给自己弄了套冠带，用的就是公款。

这是一个欲加之罪的政治性判决，翻译过来就五个字：“谁教汝多事？”从官府视角来看，这起纷争根本是无中生有，完全是帅嘉谟一个人挑起来的，当初你如果乖乖闭嘴做你的数学作业，哪还会有后面这么多事？

所以官府和乡宦们毫不犹豫地牺牲掉帅嘉谟，来换取五县的稳定。至于这个罪名是否合理，并不在考虑之列，大明律可不是你惹事的挡箭牌。

初审意见提交给兵道。可是冯叔吉很不满意，觉得徽州府怕得罪人，给判轻了，不足以警诫别人。于是冯叔吉把这些人提到太平府，让安庆、池州、太平三府会审，再议一次罪名。

这次商议，最终给帅嘉谟定的处罚是“杖一百流三千里”，“遣边戍军”。这个判罚，从他本人角度实在是冤枉，但从官府角度，没弄死你，算是很讲良心了。

万历六年七月十九日，这份判决意见得到刑部尚书严清的支持，具题上奏，并于二十日拿到圣旨批准。于是一切都尘埃落定。

然后，帅嘉谟在官差的押解下离开徽州，踏上了漫漫的戍边之路。他当时是何心情，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值得欣慰的是，歙县民众并没忘记这位帮他们减负的英雄。在《歙县志》里的义士一项，专门记载了帅嘉谟的事迹，以及一段评语：“以匹夫而尘万乘之览，以一朝而翻百年之案。虽遭谪戍，而歙人视若壮夫侠士。”

不知道在隆庆三年那个炎热的夏日，当帅嘉谟翻开歙县账簿第一页时，如果预知到未来有这么一场绝大风波，他是否还会继续。

丝绢案的始末和帅嘉谟的经历，就讲到这里，不过故事还没说完。

因为英雄并非只有他一个。

在五县民众心中，也有好几个慨然倡义、奋勇抗争的大英雄。如果没有他们的拼死反抗，恐怕官府早在万历四年就把歙县的负担强加过来了。

所以这些人，也都是当之无愧的五县义士。

比如曾经卷入议事局风波的何似，在等候判决期间去世，死之前留下一封遗书，写得十分慷慨激昂：“身虽陨歿，而生平义气之正，鼎镬甘如饴，刀锯不足惧者，必不与囹圄而俱泯。”

不过在官府眼中，这些人是地方上的刺头，欲除之而后快。于是这些人和帅嘉谟同时被捕，罪名各不相同，有的是聚敛骗财，有的是聚众斗殴，有的是寻衅滋事，判罚也轻重不一，从杖责、下狱到流放充军都有。

其中罪名最重的，就是程任卿。他搞起了议事局，仅这一项就和别人的性质截然不同。

官府对他的判词里说：“以欺众罔利之徒，转为犯上作乱之渐，建旗张局，召号者数過万余，缚吏侮官，陆梁者状非一出，造飞言于达路，则江、浙、闽、广亦各惊心。毀禁示于公墻，则山泽闾阎几为解体。”

这些罪状，都是大犯忌讳的事儿，从判词来看，距离谋反只差了一线。

所以程任卿的判决最重，居然是斩监候。整个徽州大乱中，最终判处死刑的，只有他一个。

程任卿真是个奇人，在监狱里得知这个消息，没有哭诉哀嚎，而是慨然上书自辩。他不愧是徽州出身，自带讼师光环，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居然探讨起判决书里援引大明律和犯罪事实的适用问题。

他没否认那些指控事实，但是声称判决引用的法律条文不对，性质不适用于本案。一点、两点、三点……论点鲜明，逻辑缜密，旁征博引，简直可以拍一部大明版的律政风云。如果说帅嘉谟是数学学霸的话，那么程任卿就是生不逢时的法律达人。

这些抗辩，并未能改变他被判死刑的事实。不过“斩监候”这个罪名很微妙，和如今的“死缓”一样，有许多空间可以操作。而徽州府考虑到五县民众的情绪，也不敢轻易执行死刑，一直拖着。

于是，在许多有心人的保护下，程任卿并没有秋后问斩，而是舒舒服服呆在监狱里。

程任卿在监狱里呆久了，穷极无聊。他决定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写书。

狱中写书这事，在中国屡见不鲜。不过程任卿要写的这本书，和寻常的可不一样——准确地说，他不是写，而是编书。程任卿联络了徽州府的官吏和五县友人，把围绕着丝绢案的大大小小的文书，都搜集起来，汇集成册。

要知道，丝绢案持续了这么久，中间各个利益集团无数次争吵议论，留下了大量文字资料。乡绅们的书信、题记、状书，诸县申文，诸府、兵道、抚、按两院一直到户部的各类揭帖、告示、宪牌、奏文、判决书、保书等等，应有尽有。

而且徽州又有“健讼”传统，“健讼”的前提是有深厚的资料基础，因此各县都有保存档案的习惯，私人还偷偷留下抄本。因此程任卿编这本书，不缺素材。他只花了半年，就编撰成一本书。

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程任卿给这本书起了一个特别让人误会的名字，叫《丝绢全书》，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讲怎么造丝绸的，以后可以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放在一个书架里。

《丝绢全书》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卷，从隆庆四年帅嘉谟上书海瑞开始，到万历七年《奉按院豁免均平公文》终（其实最后还附了一篇何似的临终说帖），一共收录了各处文书137篇，基本上囊括了整个徽州丝绢案从官府到民间的全部重要文献。

按照程任卿的想法，他编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剖白心迹，表明冤屈。但很难的是，程任卿并没有一般文人的臭毛病，虽然自认冤屈，但对《丝绢全书》没有进行任何裁剪修篡，始终保持客观中立。哪怕是对他和五县不利或谩骂的文字，照样一概收录，不改一字，最多是在底下加一行批注，略微辩解几句。

我们能看到，在《丝绢全书》里的很多文献里，把程任卿描述成了一个贪图小利、沽名钓誉的丑角。不知道程任卿编撰到这一部分时，是不是会摇头苦笑，然后原封不动地抄录进去。

中国很多古代史料，往往只记录大要而忽略细节，重结论而轻过程，多高层而少下层，所以很多事件——尤其是民间的事件——记录语焉不详，框架虽在，细处缺失。后世之人，只能从字里行间的蛛丝马迹去猜测。像徽州丝绢案，在《明实录》里只有一句描述。光看那个，研究者恐怕只会当其是一场普通民变，一略而过。

感谢程任卿，能保留下这么多材料，我们才得以窥到当年那一场大辩论的真实风貌，从起因到结果，从官府态度到民众反应，无不历历在目，栩栩如生。

这篇小文里有大量细节描写，绝非键者杜撰脑补，实在是《丝绢全书》里收录的资料太细致的缘故。明代民间县一级事件，能记录到这种程度的，可谓绝无仅有。

（附截图一张，足见里面提供的史料详细到什么程度——差不多可以当电影脚本来用了。）

程任卿的这个斩监候，一候，就候了二十年。后来他有个做官的同乡叫余懋学，上书给他喊冤，最终得以改回充军，并被发遣到边疆。程任卿这人也真有能耐，戍边期间居然还立了大功，当上了把总，最终荣归故里。

婺源人民，始终记得这位抗争英雄，也在《婺源县志》里的义士传里留了一个位置给他。而《丝绢全书》，也因此流传至今。

程任卿的事，就这么结束了。

但丝绢的故事还没完。

万历二十年前后，距离徽州丝绢案已经过去十几年。这件尘封已久的案子陡然又被掀开一角，显露出了一个此前几乎没人留意的惊天细节。

掀开这一角的，是一位婺源籍的官员——南京户部右侍郎余懋学。他忽然上了一道《豁释丝绢大辟疏》，为程任卿乞求减刑。在这篇疏里，余懋学讲述了当年“徽州之乱”期间发生的一件隐秘往事，而且牵涉到了一位曾经的大人物——张居正。

万历三年，余懋学时任南京户科给事中，以敢言直谏而著称，先后数次上书，批评张居正的种种政策太过操切，言辞十分激烈，是变法的反对者之一。尤其是万历五年“夺情”事件之后，张居正把余懋学削职为民，赶回婺源老家永不叙用。

余懋学返回婺源之时，正赶上徽州之乱爆发。

当徽州丝绢案爆发之时，有人来找余懋学助威。余懋学为人比较警惕，没有答应，只是写了封信给徽州知府，劝说恢复旧制。结果户部尚书殷正茂误以为他也参与其中，还写信来询问。余懋学忽然意识到，这是张居正余怒未消，打算借机惩治自己，行事更为谨慎。闭门不出，也不与别人来往。

万历五年八月前后，暴乱差不多结束了，官府开始四处抓人。可奇怪的是，无论是两院还是兵道，首先发出来的缉拿令，都口口声声说是豪右宦族作乱。

余懋学这个说法，在《丝绢全书》里也有佐证，其书里收录了《查豪右牌面二张》、《按院再议均平查訪豪右宪牌》、《都院再访豪右宪牌》四份文件，都是各级官府的明发文件。另外还有一份歙县人的举报信，说五县暴乱的主谋，在于“二三豪右，坐地主盟。”

官府为什么把矛头针对当地土豪乡宦？余懋学认为，这是得自张居正的授意，试图把他也攀扯进来，好进一步报复。

按照余懋学的说法，在事件期间，张居正给巡抚胡执礼写了封密信，指名说婺源大乱的根源，在于前南京尚宝卿汪文辉和余懋学；同时张居正还指使都御史王篆，也写了一封信给巡按郑国仕，说余懋学和另外一个叫洪垣的休宁乡宦是主谋，一定得严惩。

甚至连殷正茂，都亲自给徽州知府写信，暗示余懋学和暴乱的关系。

种种压力之下，各级官府不得不积极行动起来，开始大张旗鼓地抓捕当地豪强。可命令传到了徽州府这一级，态度陡然消极下去——这完全可以理解，皇权不下乡，朝廷与基层之间隔着一道乡绅，要实施有效统治，不争取到他们合作是不行的。

徽州府若是傻乎乎地听从上级指示，使劲打击当地豪右，那会得罪一大片人，以后管起来就更难了。所以徽州府给朝廷回了一封公文——《丝绢全书》里也有收录——叫做《本府回无豪右申文》，不用看内容，光看标题就知道：“本府不存在豪右，自然也就谈不上抓捕了。”

胡执礼和郑国仕本来也只是迫于张居正的压力，才发牌捕拿。现在徽州府否认，加上余懋学在北京的几个朋友：王錫爵、陆光祖、李世达等人，也写信过来劝其守正。抚、按两院乐得顺水推舟，改口说既然不是豪右作乱，那一定是生员闹事，改抓他们吧。

然后，这才有的程任卿等人相继被捕。

在给这些人议罪之时，张居正因为找不到余懋学的罪茬儿，心里很不爽，又听说余懋学跟程任卿关系不错，便特意指示刑部要严办。

结果程任卿原本判的是充军，被张居正这么一插手，最后变成了斩监候。

这些八卦，余懋学本来是不知道的。他后来起复，重回官场。李世达和郑国仕给他出示了张居正和王篆的亲笔信，他才知道当年自己处于多么危险的境地，自称当时吓得“毛发犹为悚然”。

至于程任卿被判死刑，余懋学认为不过是代他受过罢了。

余懋学这次上疏，就是希望能够申请豁免程任卿死罪，改判充军流放。他还特意提及，当时的户部尚书殷正茂致仕以后，隐居歙县，也一直为程任卿释放而奔走，说明他内心有愧。

余懋学是言官出身，笔法厉害，为了替程任卿正名，狠狠地吐槽朝廷对徽州丝绢案的处理意见，先后列举了五不堪、五不通、四诬捏、四不协，如同檄文一般。

言外之意，整个徽州之乱，张居正得负首要领导责任，是他强行偏袒歙县，强令户部、江宁两院改税，五县人民，尤其是婺源人民被迫反击，是有大义名分在的，不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民变”。

余懋学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真实性有待商榷。从推广一条鞭法角度出发，张居正确实对徽州之乱施加过一定影响力，但若说整件事情就为了针对一个回家待业的前言官，未免太过阴谋论了。最多是张居正搂草打兔子，顺便而为罢了。徽州之乱，究其过程，跟余懋学本人真没什么关系，他单纯是想多了……

有趣的是，别看余懋学把朝廷对丝绢案的处置批成是张居正假公济私，但他在文章最后不忘补上一句：“乃若丝绢均平，处分久定，臣不敢复置一喙，以滋纷扰。”

余懋学心里明白，徽州的“人丁丝绢”税惹出多少波折，费了多大力气才谈妥。他身为婺源人，可不敢轻易言改，节外生枝。万一因为自己一言而再起纷争，徽州上下老小，非把他吃了不可。

批判张居正容易，再玩一次丝绢大辩论？还是算了吧！